赵翼有一句诗：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。”应该可以作为建安文学的一个写照。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这几十年的时间里，文人诗迎来了第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，在这个历史阶段，领衔的诗人有曹家父子，以及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瑒、刘桢这“建安七子”。
起自跌宕起伏、风云变幻的乱世的建安文学，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。在这个时期，诗歌呈现了文学的自觉化倾向，即诗人开始自发地进行相对专业的文学创作，（因为领衔的十人毫无例外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）内容涵盖了抒发寄怀（如《龟虽寿》）、反映苍生疾苦（如《蒿里行》）等方面。在个人的社会角色义务之外，还囊括了个人的情趣、爱好，社会生活和私人日常生活等内容。
建安文人生活在纷争漂泊的乱世，即使是拥有社会的上层士族身份，仍然能够感受到时代带来的巨大创伤（“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。”），故而，形成了建安文学所特有的梗概多气、慷慨悲凉的风貌。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，并确立了“建安风骨”这一诗歌美学风范。
我们可以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两篇作品，来了解“建安风骨”的梗概。
一篇是曹植的《白马篇》。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，诗歌描写的是一个边塞少年从军报国、视死如归。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曹植是一个弱质文人，身为文士而有此襟扬的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。作为建安文学中的领军人物，曹植的作品，在一定程度上，能够代表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，充实刚健、慷慨悲壮。
与唐时兴盛的边塞诗做一个比较，我们发现，其中的自况痕迹很明显。曹植在创作的过程中，植入了很强的代入感。而后世的边塞诗却往往从比兴或咏史开始，以写实作结，不论是高适岑参亦或是王昌龄，很难再看到如此慷慨任侠的作品。“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，这样的豪壮，也许只有后世岳飞的《满江红》能够与之媲美，即使是晚明顾炎武、李贽等人的诗歌，也往往流于感慨和悲戚，而无此飞扬。
没有一个历史时期能够像建安时期那样英雄辈出，即使在两宋之交、宋元之交、明清之交，文人们依旧感受到了同样的颠沛和悲怆，却仍然不可避免地狭隘。或悲歌，或怀恋，或叹息。而像建安文人一样，一方面看到了民生疾苦，神州残缺；一方面又看到了自己手中的力量，或许能够拯救苍生。建安文学在对待民生疾苦，对待自身抱负的层面上，采取的是光明的，开朗的基调。相对于南宋词，相对于明诗，建安文学的基调更为积极，更为豁达！
另一首是曹丕的《燕歌行》，或许有些人对此不太熟悉，在此贴出来：
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，
群燕辞归雁南翔。念君客游思断肠，
慊慊思归恋故乡，何为淹留寄他方？
贱妾茕茕守空房，忧来思君不能忘，
不觉泪下沾衣裳。援琴鸣弦发清商，
短歌微吟不能长。明月皎皎照我床，
星汉西流夜未央。牵牛织女遥相望，
尔独何辜限河梁？
《燕歌行》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，它叙述了一位女子对丈夫的思念。笔致委婉，语言清丽，感情缠绵。《燕歌行》是一个乐府题目，属于《相和歌》中的《平调曲》，它和《齐讴行》、《吴趋行》相类，都是反映各自地区的生活，具有各自地区音乐特点的曲调。曹丕的《燕歌行》从思想内容上说就是对这种文学作品的继承与发展。
作品表现的思想并不复杂，题材也不算特别新鲜。曹丕的作品中看不到其父曹操那种慷慨激扬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，也找不到其弟曹植那种积极上进志欲报效国家的思想。总象是有诉说不完的凄苦哀怨之情。曹丕的言事抒情常用女性口吻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曹丕的首创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曹丕手上，这种手法发扬光大了。
在此之前，上溯乐府诗乃至诗经楚辞的时代，很少看到有作者如此“不务正业”。之前的作品，或如乐府诗的民间叙事，或如“风骚”的托物言志，往往言有所指语生外向，或表现现实生活，或抒发政治理想和抱负，而如《燕歌行》如此单纯的浪漫主义抒情，确是相当少见，即使是在同时期的建安诗歌里，这样的抒情诗所占的比重也不大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建安诗歌由于其精英性质（从代表人物的身份上就可以看出来了），逐步呈现出个人化写作的内照型倾向，这种倾向在之后的正始文学里形成了高潮，并一直延续下来，成为日后文学流行的重要因素。
这首《燕歌行》的抒发寄怀，大体上延续了《离骚》香草美人的风格。值得指出的是，这首《燕歌行》的辞赋优美，比兴从容，从质量上来看远胜之前的两汉乐府。且句句用韵，于平线的节奏中见摇曳之态。格调清丽宛转，这是七言古诗发展的一个新阶段。（在此之前，乐府诗中的七言诗并不是主体，唯一一首有证可查的张衡的《四愁诗》每首第一句上还带着“兮”字）经过南朝鲍照等人的努力，到了唐朝，出现了格局用韵、平仄交错的讲究，七言诗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恢弘巨制的时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