习惯上所说的“正始文学”，指的是魏废帝曹芳的正始年间直到西晋立国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。这一时期，玄学开始盛行，并渗入文学创作的过程中，形成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：诗歌上的玄学穷究和个人的内在关注。
早在建安文学晚期，在曹植后期的作品中，已经开始流露出了关于人生短暂的感慨，以及对个体生命能否实现其应有的价值的怀疑，由于建安文学整体而言积极慷慨的主旋律，这样的倾向并不甚引人注目。然而，到了乱世趋向统一的曹魏晚期，这样“忧生之嗟”的主题逐渐成为诗歌的主流，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。换言之，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、高扬奋发、积极进取的精神，在正始文学中已经基本消失了。
在这个时期，一个显著的特征是，文人名士的生命普遍显得不值钱，或许是因为两汉对于士族的推崇到了一个鼎盛的巅峰，两汉衰弱以后，士族自然就成为了后继者集中发泄的对象。在这个时期，言政总有风险，稍有不慎便遭杀害，不论社会地位多高、文化修养多深。如何晏、潘岳、谢灵运等，皆是如是。
所以，正始文学中，几乎看不到建安文学中那样积极豪壮的热情，济世度人在此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钻研辩证法和世界观的玄学应运而生，正始文学向另一个文学发展的倾向转移，即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，由现实性转为虚幻型（一个显著的标志是游仙诗的兴盛）。这个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有阮籍、稽康、阮咸、山涛、向秀、王戎、刘伶为代表的“竹林七贤”。
名单上的人物，都有一种独立于时代以外的潇洒，不仅是在现在，即使是在中国长达五千年的文化史上，你也找不出第二个时代，能够拥有如此的风流。如阮籍，我们知道他好酒，喜欢一个人驾着木车游荡，木车上载着酒，没有方向地向前行驶，行到穷途末路便大哭一场。有一次他来到楚汉对峙的广武山，长叹一声“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！”这句话一直流传到今天。
后来阮籍到东平做了县官，拆掉了府衙重重叠壁，让所有的官员在彼此的视线里办公，十余天之后，他觉得东平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又骑驴而去，留下一个官衙敞达、政通人和的东平在身后。后世李白曾赋诗：“阮籍为太守，乘驴上东平。判竹十余日，一朝化风清。”
这样的阮籍，写出来什么样的诗歌呢？我们看看他写的《五言咏怀（二十五）》：
拔剑临白刃，安能相中伤。但畏工言子，称我三江旁。
飞泉流玉山，悬车栖扶桑。日月径千里，素风发微霜。
势路有穷达，咨嗟安可长。
这样的诗句，总能让我想起李白，那个生在锦绣盛唐，神仙一般的诗人，如此豁达而自由。玄学源自庄子，秉承的是逍遥游的乐趣，在人世间游刃有余。阮籍看不惯，不喜欢，他可以肆意痛苦，可以感怀，可以浪迹远方、放荡形骸，这些我们现在看来无比浪漫的事情，在那个时代，依然无比潇洒。
他的另外一首诗里，我们可以看出正始文学比较钟情的主题：
朝阳不再盛，白日忽西幽。去此若俯仰，如何似九秋，
人生若尘露，天道邈悠悠。齐景升丘山，涕泗纷交流。
孔圣临长川，惜逝忽若浮。去者余不及，来者吾不留。
愿登太华山，上与松子游。渔父知世患，乘流泛轻舟。
人生苦短，到了阮籍手上，变得这么逍遥，好像流风回雪，太阳朝霞。
建安以来，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是阮籍，甚至于第一个写组诗的人也是阮籍（《五言咏怀》），在五言诗的发展历史上，阮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。阮籍的诗，或隐晦寓意，或直抒胸臆，《五言咏怀》展现了一个充满浓郁的哀伤情调和生命意识的诗人形象，这哀伤主要来自于个人精神层面，在此之前，没有人将个人体验进行到如此深入的层面上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阮籍是正始文学的第一个精神贵族。
提到阮籍，不可不说的是另一个精神贵族，“竹林七贤”的领袖人物，嵇康。
嵇康擅音律，好老庄，文辞壮丽，尚奇任侠。嵇康不喜为官，平日以打铁为乐，后得罪司隶校尉钟会，遭陷害获刑。临刑前，嵇康手抚一曲《广陵散》，长叹一声“广陵散从此而绝！”而后从容就刑，时年四十。
花这么多篇幅来介绍嵇康的生平，是因为他让我感动，让我看到了一个精神贵族自由的灵魂，这样一个健康的壮年汉子，这样一个风流俊逸的人物（山涛曾评价他说：“嵇叔夜之为人也，岩岩若孤松之独立；其醉也，傀俄若玉山之将崩。”），这样神秘的高贵（广陵散由此而绝），让我一次次被打动。
即使以现在标准来说，嵇康的人格魅力依然无可阻挡！他的豁达和从容，他的优雅和任侠。他能写出“藻泛兰池。和声激朗。操缦清商。游心大象。倾昧修身。惠音遗响。钟期不存。我志谁赏。”这样孤独淡然的句子，也能写出“乘风高逝。远登灵丘。托好松乔。携手俱游。朝发太华。夕宿神州。弹琴咏诗。聊以忘忧。”这样从容自乐的句子。嵇康的四言诗受《诗经》的影响，往往大量使用比兴手法来渲染浓郁的情绪，或悲伤，或豁达。嵇康是一个任性的人，这和他深受玄学的影响分不开。他写《养生论》，写《太师箴》，写《琴赋》，写《声无哀乐论》，文笔雍容自然，隐隐有王者之气。
我们来看他的《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》（十四）：
息徒兰圃，秣马华山。流磻平皋，垂纶长川。
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。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。
嘉彼钓叟，得鱼忘筌。郢人逝矣，谁与尽言。
像这样的诗歌，我们可以看出对后世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诗的影响，虽然有观点认为，类似“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。嘉彼钓叟，得鱼忘筌。”这样谈玄的成分会稀释其诗歌的生动性，但我却不这么认为。在当时的历史时期，在玄学已经成为文学思想的主流时，我们看到嵇康的诗并不是在一味地谈玄，而是用玄学的世界观去分析和体会生活中真实的点滴，在玄学的助推下（玄学的源头庄子本来就充满了诗意），嵇康的诗作就好像他的音乐一样淡然舒缓，不怪乎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如此评价：“嵇康师心以遣论，阮籍使气以命诗，殊声而合响，异翮而同飞”。
嵇康之后，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相对沉闷的阶段，人人噤声，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诗歌的发展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，并呈现出由以宫廷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向自发自觉性创作的转变。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，文学演变为个人的行为，着重于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五七言古近体诗开始逐渐成熟，并酝酿着高潮的到来（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，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）。这个时期很长，长到了足够铺垫一个盛唐的到来。
